中德建交51周年，信任的重塑，成为当下中德合作时局的落子关键。

围魏救赵，中国战略用来解读德国心思，刚好。2023年，德国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更像是下一盘围棋，目的不在置对手于死地，而是为自己争取更优的位置，保护自己的”气运“不受攻击。德语里，中国围棋的”气“，被称作”自由点“。面对政经时局，德国态度，意在找到一个”自由点“，让自己在西方呼吁的”脱钩断链“中，让自己能直起腰，站得更舒服一些，更有独立的话语权。

《中国战略》洋洋洒洒56页，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精读，找一找新一代中德信任对话中的机会与挑战。

 

 

将中国清晰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这个定位明确了德国面对中国战略的三个层面：对华双边关系、巩固德国与欧盟的合作、巩固德国与国际的合作。通过《中国战略》，德国希望达成五个目标：

• 讲明德国政府对中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 在对华的复杂关系中，更好实现德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 明确中德保持合作的途径和工具，最大限度保护德国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独立性
• 找到对华政策的样板框架，渗透到德国政府各部，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性
• 为欧盟其他利益成员方提供一个对华策略蓝本

面对中国在全球的重要经济地位，降低风险(De-risking)，是德国政经独立的需求，而两国国民经济脱钩（De-coupling）是德国政经果断拒绝的。

过往十年经济发展中，德国陷入一个“临界点”，从贸易切入，中国对欧洲的依赖度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则有所增长。接受中国的竞争，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应成为德国人不争的事实。国家与国家之间体制的不同，在跨文化解读无法找到更具科学语境的底层逻辑时，就造成了对立，但对立并不意味着不可合作。新的时局下，德国政府寻求与中国在更公平条件下的合作。

新通视角认为，这种更公平的条件，中国政企也需要换位思考，所有合作的根本是人，国内近年愈演愈烈的内卷，某种意义上是同质化竞争的过剩，在未来的中德合作中，以人为本，围绕思维模式、文化方式、商业模式、合作交流、技术创新等主题，中国企业的跨文化经营认知也亟待更新转变。

解读德国价值观和利益

德国政经的底色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以及对市场和社会经济力量的信任。相较东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西方更以自我价值为主流，在欧洲的群雄矩阵中，德国无形中早已被推上武林盟主之位，尴尬之余，却又不得不矜持。欧洲的统一自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尊重人权和法治、尊重女性权利和边缘群体的权力、加强民间交流、保护自然生存基础、要求与中方合作的对等和开放性、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构成德国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主体。

三个维度，洞悉德国的中国战略建立在欧盟对华的共同价值体系下

当了许多年的带头老大，德国政府意识到，江湖历年的武林大会，但凡与中国关系短兵相接之时，自己都被推出去“硬抗”，这次德国决定不做枪打出头鸟，关系的微妙，就在于破与立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一则保身，二则促活，三则养生。《中国战略》中，德国低调低撇清了自己的身份，所有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欧盟为导向，说白了，就是两边不得罪，且我们愿意给其他的欧盟国家打个样，同策共进退，对华关系上假如有个闪失，也别想再让德国背锅了。

以此为前提，中国战略衍生与中国，与欧盟，与国际三个战略发展维度。

1.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降低繁多的不对称性，加深符合双方利益的更多合作

什么叫符合双方利益？官话叫做“开放的科研交流、活跃的公民社会接触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交流，既有益于德国，也有益于中国。强调公平竞争、市场准入自由和自由的投资条件的经济关系对双方有益处。”

新通视角认为，这种两国共赢发展的信任共建，除了政府的努力，落实到企业以及企业里的人，核心依然是认知的提升和转变，求同存异（共识）、和而不同（差异）、求同尊异（共荣）是每个商业和合作活动中的人应有的价值观，也是德国和中国企业肩负的共同责任和创新，比如借助供应链的生态协作，借助供应链的应用场景，去降低中德合作的不对称性，以人为认知共识，以技术为赋能。

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旅程中，同样面临国外市场本土性的不对称性。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中，将提升和扩充德国政府和企业的“中国能力”作为着力重心：比如中德媒体的对话，中德企业家的对话，中德企业的更多交流，中国创新思维的学习，中德企业的合作交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更多深入互动的研学模式，职业教育和人才共培等。反向思维，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目的地的本土化经营，包括思维、语境、文化和人力资源的主流价值观等。

在优化中德间的不对称性时，德国推出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就是在努力让合作变得更透明，越透明化标准化的合作，越容易可持续发展。该法要求企业子在全球范围内对有业务关系的企业进行人权风险审核，采取相应的预防或补救措施，并在极端的情况下终止业务关系。咋一看似乎在筑墙挖坑，隐约缺乏公平性，而实际上是在筑基，打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德国人的特点就是，当一切有框架为边界和以逻辑为依据时，就简化了所有做事的应用场景，清晰规划出其中的核心假设和变量，力保执行的效率结果。该法的推出，也是德国在寻求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良性对话，争取更好地共建合作。

这一法案也充分表明德国立场，与中国脱钩并非德国政府目的，而是通过寻求更诚信的对话，一来巩固中德之间的商业合作刚需，二来降低德国在关键领域的依赖性，也为德国企业规避风险。

改革开放至今，德国在华投资力度大，榜上有名，但在对市场准入的限制、被排除在政府采购项目之外、不平等的竞争条件（比如政府补贴）、投资行业局限规定、强制性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转让、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上依然存在弱势。后疫情时代，这越发对德国技术领军者的中小企业成为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开篇提到中德合作到了重塑企业信任的关键原因。

中国智造在德国和欧盟还有很强的采购需求，供应链的优化、金融和服务产业，中德之间还具有许多拓展的交流潜力和合作诉求，为中德企业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也是德国政府中国战略的着力点之一。中国作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气候和环保所涉及的行业和企业领域，也是德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点关系之一。中国的许多绿色技术居于领先地位，但同时也需要德国公司在其他方面的绿色技术为达标作为互补。绿色技术投资领域，是德国和欧盟未来十年的发展核心，中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在欧洲不仅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是德国和欧洲市场需要的潜力合作伙伴。

《2030年议程》是中国政经合作的重要可持续发展参考。

2.与欧盟决策的一致性：接受中国是强有力竞争对手，加强自身的去风险能力

去风险，意味着转型或提升能力。经济的数字和绿色转型，成为德国和欧盟共荣的发展重点。近年时局，明暗一线，德国已经意识到，不断扩大欧盟循环经济，才能加强欧盟的经济韧性和全球综合竞争力。

打造多元化供应链，是德国转型提升的根本之道。

作为研发创新强国，德国经济离不开原材料、技术、市场、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德国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有效运作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

不再把半成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集中放在一个框子里，是德国在关键生产领域“去依赖性”的目标。除保持在中国的继续生产，加强研发，东拓和南下（东南亚），成为德国建立多元化供应链的战略。于此同时，技术主权的捍卫，成为巩固德国和欧盟合作的另一张王牌，这意味着德国重视创新能力、重视技术和数字生态系统的整体韧性，以及德国与欧盟在数字领域的数字资产化资源化的发展战略。基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德国也提出要与欧盟在技术领先地位的争夺中，要在规范和标准制定上花力气下功夫。

《中国战略》中，中国市场的风险和竞争，主要来自德国对“中国双循环”的产业战略解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深度绑定欧盟，会为德国在对华关系的贸易、投资管理、出口管制、包括内部生产、抵御外来影响、网络安全等，找到更多逻辑自洽的背书和支持，但同时也是德国在谋求在欧盟席位中的新角色，保持与中国和欧盟面子上的双边不脱钩。

3. 与全球合作共赢：收放自如间，维护本土产业的集中性，赢得更多同路人

德国的模式以开放创新和国际化见长。”一带一路“策略，让中国成为全球隐形的武林盟主，华山论剑，也让德国看到以欧盟为主的西方策略的不足，碍于面子，提出是因为全球缺乏别的选择。与全球合作的战略，就源自此。

左右画圈，建立新的双循环，也是德国在中国战略中的目标。增进与印太地区的合作，是德国在对华关系中去依赖的策略，2020年通过的印太指导方针，就是为了可持续地支持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合作战略，保护印太地区的全球公益物符合德国的利益。

我们着重就贸易、技术、”全球门户“计划展开，其最终目标依然是为了去依赖性，提升德国的综合竞争力。

如何通过创造、利用经济依赖、给予或撤回经济优待，中国的某些做法，成为德国借鉴却绝口不提的参考，为了维护德国的自由和主权，德国倡导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其原因有二：1. 多元化可避免关键商品对单一市场或单一供应源的高度依赖；2.多元化可更好地发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巨大潜力。贸易关系的多元化，其核心是为德国加强原材料的供应链。

在技术领域，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是德国科研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与跨大西洋的绿色经济和技术伙伴的关系，以及支持欧盟与印太地区伙伴们建立进一步监管合作，扩展“科技势力范围”的共融，是德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不脱钩的利益理解。

“全球门户”计划，是德国与欧洲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另外一套社会和生态标准。通过该方案，欧盟为全球数字、气候、能源、交通和健康领域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方案，亦是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对”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核心贡献。

概括：中国战略的核心是协同调衡

德国政体特点是多元化、多层次和能力的多样化。中国整体是基于涵盖所有层级和领域的中央领导。与其把聚焦放在体制的抗衡，不如把重心放在不同差异化层面上的调衡。德国的考量，基于另一种认知的科学系统和逻辑语境，更多建立在理性的天赋人权上，中立地看待矛盾，以协商、讨论、协同和共建去寻找可持续的底层逻辑。

德国政府拟定的《中国战略》，是德国政府对自身以及欧盟及企业民生，加强中国能力的倡导。这种中国能力的提升，尤其体现在中国专长的人才需求上，其中包括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本土经营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了解中国全球参与目标的能力以及在中国政体下能进行双边合作的实践经验。

新通视角认为，扎实、应时、独立的“德国能力”，乃至其他国家能力，以及“欧洲能力”，也是中国企业出海时值得借鉴的，它不仅是经营的协同，更是一个企业在海外市场本土化经营中，必须掌握的以人为本的分工和组织，在海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国际化的持续赋能。

新通会持续邀请中德企业对话，分享与供应链有关的经营智慧。